第一章（Part 1）

人际关系的构成（亲密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文化的影响）

Α

在完成序章之后，我开始抽空阅读书本的具体内容。考虑到后续章节的阅读、学习、思考中想要写下的博客内容可能在时间、篇幅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重新考虑了博客的分类和导航设计，因此近期实际 reading 的部分显著小于 coding 的部分。

第一章：人际关系的构成，部分的内容比较浅显简单。即使在翻开这本书之前，也可以很容易想到：围绕着「亲密关系」这一主题，书中应当会先明确定义、介绍研究的环境，进而讲述通用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再细分介绍亲密关系中的几种具体情况…最后再汇总以上知识，针对关键的、复杂的、典型的问题进行更深度的分析…大概全书的结论就是如此。在介绍研究环境的部分中我也注意到，本书主要更关注「朋友」和「爱人」这两种亲密关系，所以对于「亲情」的关系可能并不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太直接的论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近 100 页的参考文献列表——这是很合理，但是还是能让我非常兴奋的发现。对于书中大部分直接抛出的论点和描述，我基本上没有太大必要去因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的差异，而去花费时间怀疑、验证它们。对于疑惑较大或者不能很好理解的感兴趣部分，我也可以按图索骥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亲密关系的性质

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在六个方面存在程度差异：了解（knowledge）、关心（care）、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相互一致性（mutuality）、信任（trust）、承诺（commitment）。

这是一个简单清晰的定义，最直接地，你可以拿它来较为客观地判断你是否想要/正在/曾经和某人建立了一段亲密关系。但是同时书中也指出：“一般而言最令人满意和最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应当包括以上所有六个特征”，但同时“人际关系最简单最基本的特点是：种类多样，规格不齐”

“这种多样性是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也使人际关系魅力无穷。（这也正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原因）”

这也正是我想要读这本书的原因。

文化的性质

正如我在序章中的抛出的问题一样，作者在这一部分展开描述了 60 年代以来，“美国”文化的变化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另外数据和论文最新应该是到了 2010 年的信息。）虽然从上世纪 60 年代到本世纪初这段时间里，中美的社会环境以及大事件差别实在是很大，但是从本章提出的一些现象，结论而言，我觉得在围绕着亲密关系的演化上，当下国内的变化趋势和书中美国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我觉得当代对亲密关系产生主要影响的还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个体个人需求层次的变化，及互联网发展对于社交方式的影响，就这两点上来说，我觉得参考作者的分析来依葫芦画瓢思考中国当代的环境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的。

书中列举了一些半个世纪以来，我觉得已是人尽皆知的变化：越来越少的人成家（94% -> 52%）、结婚年龄越来越大（20/22 + 6）、未婚同居更常见（5% -> 60%）、非婚子女更多（5% -> 41%）、离婚更多（50%）、单亲儿童增多（40%）、学龄前儿童全职母亲减少（75% -> 40%）。

这里的数据是美国大约 1960 年到 2010 年的变化。这些数值其实比我想象的要疯狂的多，所以我想特意把这些数字也标下来。另外就我自身的观察认知，可能由于中国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以及没有经历美国的“婴儿潮”，所以单亲儿童、尤其非婚子女的问题上，中国的数据应该会显著没有美国的数据严重。

未婚同居

在讨论未婚同居的情况时，书中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结论：虽然一般人来看（包括我也觉得）情侣在结婚前同居生活，是一个考察彼此是否能真正和睦相处的，乃至适合结婚的好选择。但是研究和数据表明：同居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危险。简单概括一下可以把原因被归纳为：承诺的可靠性、更多不确定性、更多冲突等……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真理，关系科学却发现未必如此。这类例子比表明对亲密关系谨慎的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无知并非福。亲密的伴侣关系时复杂的，在常识观点和民间智慧把我们引入歧途时，准确的科学信息尤其对我们有益处。“

我在抄写这一段作者的注释时才发现，他似乎轻描淡写、一句带过就否定了我在序言里所认可的“知道的越少、想的越少，就越容易感到幸福”这样的理论…

在感叹和思考这个研究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其他细节：首先书中也展示了——实验数据表明结婚的概率随着同居时间增加而逐渐减少，但是分手概率基本不变，并且两者大约在五年后一致。其次这个问题研究的是对于「结婚」的影响。但是在当下这个亲密关系不同往日的时代，「结婚」和「幸福」之间显然不是画上等号的。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整本书应该会在偏后章节进行论述，所以这里我也没必要抛出愚见。在了解了这个实验之后，我暂时还是觉得未婚同居相比于直接结婚，获得幸福的可能性还是较大一些的。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书中给到了三点变化的根源考虑：

• 个人主义愈发突出，关系中的双方都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为了孩子”的动机越来越少。
• 新科技发展，诸如人工授精、体外受孕，给了妇女更多选择和掌控生育的能力。
• 性别比率——“影响人际关系规范更重要（但却很微妙）的因素是特定文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对数量。”

性别比率

这个问题更重要，而且我在此阅读后也有较多思考，这里值得单独拿出来说

书中针对性别比率对于伴侣关系结构的影响作了如下的阐述：高性别比率（男多女少）的社会倾向于更老实、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结构；而低性别比的社会则更倾向于颠覆传统关系，也更为宽容（这里我理解书中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对女性更加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书中列举了包括古罗马、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和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肆意循环的十年“和 60 年的的“性解放”、“女权运动”来佐证说明这样的一种基本模式是贯穿整个历史的。

但是这一段信息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感。众所周知中国当下处在一个极高的性别比水平，但是近年来我能直观的感受到女权运动（无论其出发点、表达方式、核心诉求、最终结果、舆论反应的差异）的声音越来越大，社会也应该有在变得更加宽容，也有更多人能关注女性在社会上面临的不公正待遇。身边也可以看到更多女性会把成为“独立女性”作为自身定位，更加慎重考虑婚姻对于自身的厉害，甚至是否对于自身是有正向价值的……如果按照书中所描述的观点，这样一个关系的变化趋势和当下的性别比率是背道而驰的，我从一些角度尝试解读这种微妙的矛盾感产生的原因：

• 当下社会上对于女权问题的讨论和群众的关注程度应该可以说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也许这种强大的动力更多的是来自与外部——对于希望女性权益公正对待的期望，而非性别比率翻转而造成的实际的改变。乍一听似乎有一种再说当下女权运动“师出无名”的意味，但是绝对不能这样来解读。应该说正是因为这种诉求和性别比率主导的社会关系是矛盾的，所以应该认识到这些女权运动一定会在推进过程中遇到庞大的阻碍和困难。

我想特别指出这里的「外部」指得是相对于社会成员结构内部本身的变化，而不是想隐喻什么“境外势力”，这个问题不是我想讨论也不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重点。另外我一定会极力避免在这个博客中使用任何隐喻、黑话或者“阴阳怪气”的表达。所有的内容都应该最简单直接的表达出来、并被解读，即使是我觉得有争议的内容，我也会在说明后使用直接的表述方式。

• 考虑围绕着婚姻的社会关系转变：虽然我国的性别比率很高，但是在婚姻，或者说退一步——恋爱关系，的建立上，我们并不是选一位女性和另一位除了性别以外全都和她对等的男性来匹配分析。在社会传统和生理特性的影响下，目前可以认为，更普遍地，在婚姻关系的建立过程中一般男性年龄会更大，社会地位或者收入水平会更高。而性别比率在不同阶层下一定是不一致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假设：虽然全国人口的性别比率高，但是在高收入（更高的社会阶级）人群中，性别比率低；而在其他相对较低收入人群中，性别比率极高。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推论：那些富有的人中，亲密关系会表现的更加传统，而少有女权运动的声音，反之亦然。这样一个假设同时表明了社会资源对在性别面前的不公平分配，而且很显然，这一切确实一定程度上在当下社会结构中有所体现。

根据书中对于美国 1960 年 到 2010 年男女平均结婚年龄的统计图，虽然这两个年龄都在逐年增长，但是这两条曲线有着惊人的平行度。看起来平均男性的结婚年龄比女性始终更要高出 2 岁左右。考虑到全球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这个差异应该并不难被认知。

另外，回到最初的性别比率影响伴侣关系结构的论点上，书中展示了一种“大胆”的理论假设：“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将掌握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强势人群（在当前描述的文化环境中为男性）的利益”。具体来说当性别比率居高时，如果某幸运的男性想要对方长厢厮守，一种方法就是鼓励女性成为家庭主妇、在经济上依赖丈夫，或者反推离婚；而性别比率低时，“妇女过剩，难人就不太想被一个女人拴住。这样，妇女就得工作，推迟结婚，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方便的离婚。”

我还没有接受这个理论的全部，因为认为它并没有辩证的从女性角度分析其在不同性别比率下的机遇、风险以及主观需求。但在这一理论下，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物以稀为贵”或是人多就能占据主导权的逻辑，即使是性别比率低下时的自由、选择、和女权运动，也只是适应男性（强势人群）而产生的结果。

总的来说，我们绕不开当前几乎全球范围内社会都是男性主导的现状，而这一因素也势必会影响后续内容中，关于亲密关系运作的方方面面。

性别比率数据

下文的所有数据都来自于维基百科信息，有一定参考意义，但是我觉得不能完全作为科学研究的数据使用。

最后，在看完这一章节之后，我尝试检索了一些公开的关于性别比率的数字：

先有我觉得有意思数据：

• 阿联酋的性别比率最高，达到了惊人的 2.19，于此同时它们的新生儿比率仅为 1.05；
• 65 岁以上的性别比率平均在 0.8，仅有这一项年龄划分中数值小于 1；
• 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率为 1.12，是常年能在全球保 5 争 3 的水平；

最后一条是我重点想分析的。一直以来我大概觉得中国的性别比率在 1.05 左右，没有特别夸张离谱。这个数值的确没有太大偏差，但是这个数据背后是有女性更加长寿的特性补正的，全部人口的性别比例。而对适龄人口来说，则需要关注数年前的新生儿人口比率或者 15 岁下人口比率。这个数字当下在维基百科里分别为 1.12 和 1.17。但这还没有结束，基于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年龄差异，我们还需要考虑出生率变化的影响。不难计算出，由于平均男性适婚年龄要比女性大，因此如果出生率持续走高，未来适龄人群中的性别比率会降低；反之如果出生率持续走低，未来适龄人群中的性别比率则会提高。

🙂——我用这个表情来代替这一段的结论。

我查阅了全国常住人口出生人数的图表，大概可以这样表述：1979 年至 1987 年出生率波动走高，约为 +100 万人/年，1987 年至 2003 年缓慢走低，约为 -60 万人/年，这之后到 2015 年出出生率微微抬高基本持平，最后就是在 2016 年一波“二孩政策”抬高后，出生率开始以约 -150 万人/年 的速度降低，并在 2022 年降到了 956 万人的水平。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我又计算了出生人口的两年后衰减率，根据结果：从 1987 年之后出生人口两年衰减率从 -0.08 缓慢回到 0 的水平，即这些年里出生的男性在适龄年龄所面对的性别比率基本和当年新生率性别基本一致。而 2016 年后衰减率骤降至 -0.23 的水平。

看起来博客中可能会需要图表功能，未来可能还会有公式的需求…

具体来讲，如果我们取新生儿性别比率 1.12，以及二年人口衰减率为 -0.23，计算得到的对应未来适龄人群性别比率为：1.45。这个数字我觉得已经不是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够解读的了。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在 16 年后喜得贵子，那或许你可以建议他/她提早准备彩礼？

这一篇的内容中有较多未经严格验证的数据源以及较多近似处理，不应作为严格的计算结论。

Z

目前只看了不到 20 页，第一章内容不多差不多有一小半。主要在性别比率问题上自己额外做了些感兴趣的调研和计算。不过最近我的书被我妈拿过去看了，我这边也有其他正事分散精力，所以后续的阅读学习、思考、笔记恐怕要再等两周多了。如果还有空闲我就零碎的更新一下 GUI。